談黃仁宇《萬曆十五年》

《萬曆十五年》是一本罕見的具嚴謹學術硏究態度，而又能以文藝的筆鋒來寫作的歷史書。據說在某些大學的歷史系，此書已被列作教科書，不知道香港的大學是不是也這樣看待此書了。
　
這書好看在作者黃仁宇先生把萬曆十五年(1587)前後明皇朝裏的各項古怪瑣事都仔細敘述，又不厭其煩的一再分析中國古代皇室的各項所謂要事的功用和意義。這些東西無聊又有趣，但其中深藏的意義正正標誌了一個皇朝傾覆之結局的無可挽回，仔細的讀，教人唏噓，也發人深省。
　
明之亡，不只亡於萬曆，實亡於制度傳統。由於文官制度的成熟，導致明帝國只有危坐的能力，而沒有自救的能力。
　
明之前朝其實是宋，宋才是一個有自己特色而完善的制度的國家。宋代被教科書評為「積弱不振」，對外族的侵略似乎一籌莫展。但如果說宋代的武功不濟，那明代 的武功就是極度不濟。明代和南宋一樣，良將不少，如俞大酋、戚繼光都可謂軍事天才。黃仁宇在《萬曆十五年》一書中用了不少文字談論戚繼光的軍事改革，他做 的全都可說是破天荒的事。但明之一代，文官對軍事的牽制是前所未見的強的，因此軍官打起仗來綁手綁腳──焉得不敗？宋代雖說積弱，但一打起來還不能算太 壞，畢竟對手是當時世上最可怕的草原騎兵，南宋末年更屢破歐洲人聞之膽裂的蒙古兵。且看看後金的八旗兵算甚麼，和遼兵金兵蒙古兵比，八旗兵不算是甚麼勇 悍，制度上的優點也不過是草原民族一向的全民皆兵罷了。假如明軍一直仗著財力和後勤力，用火炮堅守要隘，滿州人除了議和退兵外其實也沒甚麼可為。再看看明 軍有當世最大的動員力，但士兵質素之低教人震驚，連防守也成問題，更別說北伐了。據黃仁宇分析，這些都是文官對軍事處處制肘造成的禍。當自大但無知的文官 集團掌控了政權、財權及隨之而來的軍權，再好的將軍也只能徒歎奈何。這就是文官制度的可怕之處，文官不用下金牌，不用反臉和軍官在廷上火拼，憑著朝廷的結 構和運作得無可挑剔的制度，一樣可以馴服黃沙悍將；憑著立國所本的道德和宗法傳統，一國天子，亦只能乖乖在鳥籠內當他虛心納諫的「賢君」。
　
眾人皆知，明國力之敗壞是從內部而起。但這不是指民變，而是政事的低效率，施政者的極度苟且，使得整個帝國由內至外，由上至下的一遍死氣沉沉。官員因為制 度而不得不貪；軍人因為制度而無心言勇；最厲害是，甚至皇帝也因為制度而不敢有作為。一個成熟的文官制度，能載舟，也能覆舟。張居正其實是制度下的最典型 犧牲品，他的失勢，不是在位之時，而在其死後慘遭清算。文官憑制度賦予的力量，把張朝一切功績毁掉。連張居正這樣有能又有為的人都難以善終，這更成了後人 不敢磨淡的鑒戒。申時令、萬曆皇帝就是在這樣的無奈情況下決定放棄爭取，轉而消極的順從制度，以求「養生」。用這個角度看，明神宗不失為一聰明人，如果他 和崇禎皇帝調換位置的話，明帝國也許尚有一線生機，可以等下一個張居正，或下一個戚繼光的出現。
　
文官制度的完全成熟，正是統治機構的死亡之時，人間的制度有時就是這樣吊詭的。「任何系統接近了完美操作性，也就接近了自身的死亡」法國的鮑德里亞如是 說，這句話十分完美地體現在明帝國之上。《萬曆》一書雖然沒有再作推論，但只要想一想，基本上以明朝政制作為藍本設計的清政制，難度會脫得掉這死穴嗎？只 要看看雍正朝所作的改革和張居正的改革，在手段和理念上有多相似，就知道，清之亡，不過是明亡悲劇的延續。
　
在下讀的時候，不時試圖理解為甚麼一定是1587？萬曆十四年不可以嗎？到最後才想通關鍵在於"a year of no significance"。萬曆十五年之所以無事可敘，正是前面「張居正事件」、「立嫡事件」的「圓滿解決」的結果，一切權力間的平衡已到了 optimization。但這亦正是標誌了文官集團的勝利、皇帝和首輔的失望已到了極點、張居正的改革已完全失效、戚繼光的軍事改革亦盡成泡影，這亦等 如宣布萬曆中興已經完結，明帝國所有復興的機會都用盡了。所以在萬曆十五年，神宗、申時令正式承認了制度的不可違，而文官亦為制度的圓滿運作而欣慰，兩方 面在此決定消極地和解，也就使「我們的帝國」(黃仁宇在書中經常這樣稱呼明帝國，試圖模糊明代與中國的分別) 在1587沒有任何正面或負面的國事出現。以後而來的，便會是對這次和解的反動：神宗廿多年不上朝以對文官集團報復；而文官集團則只能在制度下任由皇帝宰 割，等這名「玩野」的「昏君」晏駕──如果不是「道德」的作用，文官們推萬曆皇帝下來，或加個「攝政」之類的東西上去，反而可能讓明朝國祚延長多幾十至百 來年；只是安於「人臣」之份萬曆朝文官沒有這樣的膽色。這樣的朝廷，便單單成了一個自轉的機構，制度憑本身的功能繼續維繫帝國的面貌，和植物人沒分別。配 合當時全世界的急速發展來看，決定抱殘的明帝國當然是死路一條的，這也就是人們常說的「歷史的必然」。
　
《萬曆十五年》這書包含了對中國整套管治歷史的分析，甚至從中國各朝代立國的儒家精神去看中國歷史，看當中各種制度如何在一種「求和」的態度和理念中被設計和運作，作用在管治和受治的各階層上，這也許就是所謂的「大歷史觀」了，實在教人眼界大開。

(本文又載於香港教育城。)